股权分置改革,对年轻的只有15岁的中国证券市场来讲,肯定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大好事。正因为如此,上到中央国务院下到平民股民,无不充满着关心和期待。最近,这么件事关中国股市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市场上再次掀起了一股快速做空的惊天大浪,上证指数短短四、五天狂跌近百点,管理层化大力气保住的千点大关又一次暴露在空方的视野里。管理层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让市场说了算,前所未有的高度市场化手段,空前绝后的洋为中用、走国际化道路的思想等等这一切使笔者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渴望西方思想救中华的那一段让人深思的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灾难,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急,许多先进人士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的真理。正向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一样。在这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狂潮中,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孙中山、鲁迅这样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也有些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迎合新的形势的官僚地主的子弟,只不过是投机趋时,猎取虚名而已。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一种类型。
在股市矛盾日益尖锐,对外开放进入实质性阶段时,适时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应该说是管理层的明智之举,但是我们现在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法同当年假洋鬼子闹革命有一些相似之处,当初假洋鬼子闹革命是为了为了投机趋时,赶潮流而已,为了革命,假洋鬼子也确实为进洋学堂、留学东洋、剪掉辫子遭到过“奚落”和“排斥”,甚至被阿Q们骂为“秃驴”,但是他骨质里并没有民族民主的革命献身精神,革谁的命也就不言而喻了。回到现在的股权分置改革,“所有者”、“监管者”和“裁判者”这么个聚三重身份于一身的管理层,却还要在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情况下坚决推行市场化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表面上看是让市场自己说了算,顺应了国际潮流,但是对于方案的制定,作为弱势群体流通股只有表决权,没有参与权、建议权。而最大利益获得者的非流通股东却是方案、定价的制定者,开局就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此分类表决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中小股民的选择权,挤压他们的利益空间,而非流通股可以用最小的“对价”获取流通权,中小投资者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这显然有违于三公原则。更让人费解的还是:国有上市公司的方案是需国资委批准,这实际上对分类表决的市场化定价形成矛盾。究竟是政府说了算还是市场说了算,如果需要国资委批准方案,不能突破国资委给的底价,那还叫流通股东来表决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占据整个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的非流通股中绝大部分都是带有国资号的,从券商老总到基金经理的安排上仍然是在沿用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向来在各方面都严格控制的监管者,这次在关系到股权分置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却始终不肯给出一种原则的引导和规则的约束,既想解决问题,又舍不得国有资产流失,采取了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所谓市场化做法。十几年来,一直作威作福、享有特权的非流通股东,在中国股市最后的晚餐中再次拥有决定性的方案制定权,管理层过多强调依赖市场化的分类表决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而借助“钟馗打鬼”;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就难一碗水端平,这样的分类表决方法是不是更象是假洋鬼子闹革命一样——徒有虚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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