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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伦敦“金融大改革”(Big Bang)的经验教训是什么?金融大改革解除了对伦敦证交所(London Stock Exchange)的管制,起因在于竞争。如今,竞争仍将是主题,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偿失。哪里消除了竞争壁垒,哪里的贸易和国民经济就会繁荣。如果规定绑住了你的手脚,而你在美国、欧洲或亚洲的竞争者却没有受到同样的束缚,那你就不可能竞争。既然财富创造取决于国际竞争力,那么试图阻止外国人收购本国企业,就毫无益处。更好的做法是,欢迎他们对英国经济进行资本投资。
伦敦从金融大改革中获益匪浅,因为竞争壁垒消除了,世界各地颇具竞争力的人才和资本向伦敦大量汇集。当然,伦敦还有其它吸引人的地方。用一位评论人士最近的话讲,那里的人“有国际视野”(think globally)。基于完善的监管,伦敦素有正直的美誉。在这个中心,你可以相信自己的业务得到迅速、诚实、可靠地完成。伦敦是国际交通的重要枢纽。个人所得税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荒谬水平降了下来。伦敦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伦敦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牢记金融大改革及其成果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竞争挑战将日益严峻。伦敦有明显的优势,如它所处的时区和已成为国际金融语言的英国语言,但懒散地依赖于这些优势是不够的。其它金融中心嫉妒伦敦的成功,它们可能会仿效并试图超越伦敦。
哪个着眼于促进本地繁荣的政府,哪个有金融业务的城市的市长,会不想这么做呢?欧洲各证交所对金融大改革的竞争回应表明,我们不能放松。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只要有权力做到,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就必须减少竞争壁垒,提高伦敦的吸引力。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必须有竞争力。知识、技能和想象力都可以向国外转移。企业总部也可以。业务亦是如此: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利息平衡税,导致欧洲债券市场转移到伦敦,就说明了这一点。已有迹象显示,部分企业正考虑迁移到税收负担低一些的国家。虽然我说的是收入税,但印花税和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利得税相关规定,也都不利于伦敦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股票印花税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税应简化为针对短期利得,按单一税率征收。
监管不能过严,要有利于增进信任。过分积极和厌恶风险的监管者,容易受“非预期后果法则”(laws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影响。为确保监管制度不会吓跑企业、减少竞争和阻碍创新,对监管价值进行持续评估至关重要。监管者必须准备好应对可能损害伦敦声誉的重大风险。与企业集中在更少人手里、没有发明规避风险的先进工具的时代相比,如今的系统性风险更加难以预测。竞争的相关法律和实践必须跟上迅速变化的环境。在英国市场拥有的大份额与全球市场相比往往就会显得较小。
安全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应当不遗余力地改善教育和终生学习的质量,鼓励人们学习其它语言。优秀文化必须得到提倡——对博物馆、表演艺术和皇家公园投资吝啬,会降低伦敦的吸引力。企业和富有的企业高管应当帮助提供投资,满足一部分上述需要。如果伦敦的成功得以延续,那么他们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也会得到回报。
金融企业将面临四大挑战。首先,它们需要不断增加人员培训和发展投资,不仅是高管,还包括董事会成员。其次,它们需要削减成功高管(以及一些不成功高管)现在享受的天价薪酬及他们以离职相威胁时的影响力。第三,它们需要紧跟技术的进步。如今技术进步之快已使得系统几乎是刚刚安装好就已过时。第四,它们需要全面掌控自身的风险。是否所有金融企业都恰当分析了自身的风险状况及其潜在影响,并将分析报告呈交董事会?是否所有董事都真正理解这些分析报告?一些企业会发现难以与同行竞争。它们需要牢记“逐步升级理论”(escalation theory)的危险——对于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有时停止投资会更好。
如果从政府官员开始,所有人都对上述问题保持警觉,并采取相应行动,那么伦敦在20年后仍将在国际金融界保持领先。我希望(这方面信心多少有些不足),到那时我能再为这一主题撰文。
作者:尼古拉斯•古迪森爵士(Nicholas Goodison) 前伦敦证交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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