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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平衡风险与回报

                                      

险对企业有害吗?在复杂难测、变化无常的2005年,对很多企业高管来说,答案似乎无疑是肯定的。风险应该被管理、减少、规避或者转嫁给他人。然而,回顾一下“风险”(risk)这一概念的最初起源是很有意义的——它源于早期欧洲水手在海上的冒险经历,除了有不利和危险的涵义,还包括浓厚的“机会及回报”的意味。

我们相信,未来的成功企业将最善于平衡“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与“开拓及探索策略”(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strategies)之间的关系。前一种策略属于被动应付型,侧重于规避负面的风险;后两种策略日益融合在一起,主张主动拥抱风险,并充分利用风险所带来的机会。这要求企业不仅要持续改进传统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且还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关注的重点。

企业高管为什么会趋向于认为风险必须要规避?原因之一是人类固有的厌恶损失的思维定势。对大多数人而言,承担10美元损失的风险所带来的痛苦,远甚于获得相同金额的机会所带来的愉悦。

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的“后遗症”。当时的商业环境高度自由而且充满机会,企业想倒闭都很难。聪明而且简单的风险控制策略就是:防止灾难性损失风险,然后只需带领公司往前冲就行了。

第三个原因,则是风险管理领域出现了非常具有开创性的管理工具,这些工具使人们得以在这个流动性日增的市场中找到一套对风险进行规避、重组及定价的复杂方法。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它们不太可能帮助企业获得可持续的优势。如果一家企业受制于“厌恶亏损”的心理,简单地把所有风险都转卖给他人,那么未来这家企业可能就没有利润可言。

在试图创造价值的人看来,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复杂而多变的。但只要我们不去刻意地拘泥于过去,也不单纯地沉溺于对“旧日好时光”的陶醉之中,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今企业的发展速度更迅猛了,彼此间的联系更紧密了,全球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经营范围均胜于往昔。此外,巨大的竞争压力频频导致商业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最终引发未曾预料到的问题,例如,英国航空公司在将餐饮服务外包出去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随着变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很多企业管理者产生了一种不难理解的感觉——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变得无法量化和掌控。这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但现实一定是这样的吗?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恰恰为勇敢的革新者提供了创造上行风险(Upside Risk)的新机会。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点,我们不妨思索下列问题:外部商业环境的变化是让整个企业生态系统变得更为脆弱呢,还是更加生机勃勃?你的公司是处在一个脆弱且濒临混乱的大环境里,还是处在亚稳定状态?后者是指一个虽未达到平衡、但能长期存在下去的状态。

2005年7月,伦敦地铁接连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一事件似乎说明了一点:现代都市是一个构造复杂的体系,拥有太多冗余的通道,导致城市的交通网络发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当某个地方遭袭时,交通系统能以惊人的速度自行恢复正常。而8月份横扫美国新奥尔良州的飓风似乎传递出一个截然相反的讯息:现代都市的内在联系如此紧密,所有的资源都是为了提高效率而配置的,以至于大自然不花费多大力气就能让整座城市土崩瓦解。

事实上,我们对复杂体系的运行情况还不够了解,无法确定一次打击要达到多大的程度才能使一个体系进入到新的状态或者走向混乱。如今,人们普遍都有一种悲观的观念,认为我们身处的系统本质上就是脆弱而且容易受到攻击的。但矛盾的是,在身处系统中的一般民众看来,这样的系统可能反而更让人感到安全——毕竟,一个系统在整体上越是稳固,越是处于亚稳定状态,就越能够不依赖任何特定公司、国家或个人而蓬勃发展乃至生存下去。在一个亚稳定体系中,没有一个人会重要到“没他不行”的地步。但是,对于身处系统中的战略决策者来说,无论是悲观情绪还是安全感,都会为他带来机遇。如果我们能比别人更了解系统的本质,就会从中获得不少重要的优势,而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更广泛且深入的思考。

但是,企业高管会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商业环境的这些外部特征呢?在全球商业网络公司(Global Business Network)与大企业的合作中,我们时常会把所有企业身处的环境划分为三类。首先是内部环境——包括企业自身及其员工、体系、资产、流程和文化等等;第二个是市场环境——它由客户及竞争对手、产品和替代品、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等构成;第三个是外部环境——包含了政治力量、经济增长、技术发展、社会和人口结构的转变,以及自然环境的变迁。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组织对前两种环境的关注远胜过第三种。企业高管为什么会如此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呢?一种假设是,广袤而纷繁的外部世界太难以理解了,对其投入关注后所能获得的回报太小,几乎是无关痛痒的。另一种假设是,外部空间充斥着过多与企业不相关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和企业休戚相关的风险最终总会沉淀下来,并得到重视与相应的处理。

这些假设并非完全错误,但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因为它们没有说明什么才是企业可持续优势的真正来源。对那些能从噪音中分辨出(或者部分分辨出)有用信息的人来说,那些源自外界的、难以理解的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机会。如果你一直等到上行风险所蕴藏的机会在业务层面上显露出来,你的客户和竞争对手也发现了它们的时候,那些最有吸引力的机会恐怕早已离你而去了。

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的风险管理措施仍然属于防范下行风险(Downside Risk)的“应对策略”。这样的防御性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们都有局限性。细细思量眼下企业最常用的“应对策略”吧。很多公司采用日益复杂的经济学与数学模型来抵御下行风险。就目前而言,该策略的效果还不错。但数理模型也有局限之处。通常,模型越是优化,在变量出现设计外的状况时也就越无能为力。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就是一个例子,这家对冲基金公司围绕着复杂的数学模型建立起自己的业务,但最终却在1998年倒闭。另外,模型的参数常常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因为它们被深埋在模型的各种假设中了。

司也常通过在企业内部提高风险管理级别的方法来应对下行风险,例如在董事会层面建立风险管理委员会。这种措施效果也不错,因为它能确保公司运用更多资源和注意力来防范风险,而且,管理和缓解风险的措施也能因此而增加影响力。但董事会对风险给予太多关注会导致公司过于保守,因为当可量化的(而且常常是可分解的)数据成为管理层做出决策时必不可少的要素以后,其它形式的信息(比如直觉或者切身体会等)的价值就有可能会被低估。

在应对下行风险时,企业越来越多地靠一掷千金来解决问题。只要肯大把花钱,几乎都可以凭借多重的对冲和保险机制来化解已知的风险。这样的做法很好,因为它能促进资源再分配、专业化、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还能带来随业务职能分解而来的其它益处。但在某些程度上,放弃风险(更精确的说法是:通过付钱把风险转包给别人)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价值链上若干重要环节的掌控权,意味着把夺得先机的机会给了别人。

另外,企业还通过行动上的保守主义来应对风险。审慎、小心和严谨固然是我们分析世界的明智态度,但对于那些成功的大型企业而言,采取太多保护手段特别容易使它们变得谨小慎微。在某些时候,保守主义必须为企业的增长战略让路,其关键是要掌握行动的正确时机。成本控制只是权宜之计;厌恶亏损的心理也不是取胜的长期办法。在不断扩张的市场上,总是聪明的积极行动者战胜畏手畏脚的竞争者。

这个问题符合并有力地支持了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的“创新者的两难困境”(innovator's dilemma)理论,甚至可能比它更深刻。在克里斯坦森提出的两难困境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遵循合理商业实践的企业在开发和运用颠覆性技术之前,总要等待很长时间。综合考虑现在众多领导者的保守思想和个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厌恶亏损心理,我们就能找到应对颠覆性市场变化的药方。颠覆性的变革有利于新晋的市场参与者和整体的商业生态系统,实际上它也是确保某些生态系统保持亚稳定状态的重要手段。但它对于市场上的现有企业而言却不那么有利。这些企业需要以更加进取的态度去考量风险,而且当前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秉持这种态度。

我们相信,虽然“应对策略”目前还是任何一个企业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在今后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个人生活中,变成每个人都不得不运用的手段。但是,这些策略不会成为可持续优势的来源。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的优势,仍需把握住风险中蕴藏的良机。

有两个简单却重要的论据能证明这个观点。首先,信息革命使得“人所能知道之事”更为精确、更加及时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换句话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以大众化的价格获取详实的资讯,包括基于事实的风险评估统计数据。获取资讯的途径将不再稀缺,资讯获取的手段之间的差异也会逐步减少。当然,这就意味着“未知”或者“不确定性”将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其重要性将日益彰显。

第二个论据来自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交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当信息技术与推崇市场经济的各类思维方式相结合后,市场已日益成为配置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在简单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一条公理:外在因素——决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都归结到其他人而非决策者身上——是导致市场运作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许多外在因素的内部化,已成为由信息技术驱动的市场再造工程中一个关键的因素。例如,越来越多的排污企业被迫为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

这对整个系统自然是件好事,但对于那些先前一直从某种产品或行动中获利、同时把成本外部化后转嫁给他人的市场参与者而言,就不那么有利了。对于传统的企业风险管理思想来说,另一种新的挑战正在突显出来。当一个企业把握住风险-回报结合体中的回报部分、并将风险部分转嫁给其他人的时候,公司固然能因为规避了风险而获利,但却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效率降低。如今,随着技术发展使得外部成本变得更透明、更易于核算,随着人们越来越趋向于让外部成本由其创造者内部化,企业越来越难以利用“风险外部低效率”(risk externality inefficiency)来获利了。因此,企业需要找到其它替代的手段。

这就意味着企业应重新把风险视为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加以利用。未来,管理一般的下行风险将日益成为商业计划的“保健因子”,成为公司营运成本的一部分。因此,那种认为企业的规模和重要性越大就越不会倒闭,因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风险的想法将不再流行。20世纪60年代,有人认为“凡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这种说法确实不假。但像当年的通用汽车那样的企业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影响力像当年通用汽车那样登峰造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企业的可持续优势将来自于比所有竞争对手更为迅速和有效的应变能力。

虽然这种理念有点像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它仍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当潜在的优势大多蕴藏在未知和不确定性之中时,加快判断与学习的速度,纠正错误并弥补失利所造成的损失,在不明朗的形势中立足,以及调控爱恨交织的矛盾情绪和心态,这些能力都成为了核心要点。

今后,风险管理应当帮助企业驾驭其面临的挑战。它要求企业更多地关注其周围商业环境以外的更大世界,并在更为全面的综合框架内考察风险——这种综合框架能够提高企业对于外部不确定性的灵敏度。它要求企业要系统地发展 “由外而内”的能力,比如说早期预警、系统扫描、情景规划、系统思维以及实物期权等。它还要求企业采用试验和学习的新方法,同时加大对决策者持续深造的投资力度。另外,它还要求企业更加注重培育和维系内部以及外界的人际网络,更加重视能为企业创造新发现和新机会的战略对话。

然而,最重要的是,企业必须将不确定性看成有利于创新和改革的出发点,而不仅仅是需要尽力避免的威胁。风险的新定义会彻底根除我们头脑中的“适者生存”观念——这一观念源自19世纪,并且一直被人们误解。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那些彻底改造自己以完美适应今日世界的物种,将会成为环境迥异的明日世界中的被淘汰者。忘掉 “适者生存”吧,代之以“最能应变者生存”。毕竟,达尔文本人也观察到:“在自然选择中幸存下来的,并非是最强的或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

作者:埃蒙·凯利(Eamonn Kelly)、史蒂夫·韦伯(Steve Weber)

【作者: *蓝色海洋*】【访问统计:】【2006年11月16日 星期四 15:51】【 加入博采】【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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