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海洋*

斯利姆的财富估计为59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6%。相比之下，比尔•盖茨(Bill Gates)约560亿美元的财富，仅相当于美国GDP的0.4%。即便是在顶峰时期，美国首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财富也不足美国GDP的2%。要想让自己的财富相对于美国GDP的水平达到斯利姆相对于墨西哥GDP的水平，美国首富需要拥有9000亿美元的财富。

如此惊人的财富积聚在一个人手中，这有关系吗？有人之所以会这么想，一个理由是这谕示着极度的不均等。例如，如果有人假设一年的实际回报率为6%，那么斯利姆家族永久的收入是每年36亿美元。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2005年，墨西哥10%最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为每人1200美元。因此，斯利姆家族的永久收入相当于墨西哥300万最贫困人口当前的收入。我不是均等主义者。但这样的贫富差距肯定需要一些存在的理由。

此外，财富高度集中肯定会带来政治方面的后果，激起腐败和民粹主义。因此，这似乎肯定会削弱脆弱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和效力。

这些风险显而易见。但可能有人会反驳说，积累财富的动力源自创业冲动。因此，财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竞争市场，而非受到相对保护的市场，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斯利姆是如何获取财富的？部分答案是，他是一位着眼于机会的商人。不过，他最重要的机会是什么？在斯利姆的情况中，他的金矿是墨西哥电话公司(Telefonos de Mexico)，他于1990年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该公司的控股权。

事实已经证明，墨西哥电话公司无异于一张印钞执照（人们曾这样比喻过英国首家商业电视台ITV）。在进行私有化时，墨西哥电话公司得到了总共6年的独家经营权。此外，正如《今日美国》(USA Today)的布赖恩•温特(Brian Winter)所指出的那样，墨西哥电话公司至今仍然控制着该国92%的固话市场。经合组织(OECD)表示，墨西哥固话和手机的某些费率在其成员国中是最高的。温特报道称，Vonage和Skype等互联网电话提供商已指责墨西哥电话公司故意屏蔽其网站，以保护自己的长话服务。

墨西哥电话公司否认这些指控。但有两点是清楚的：墨西哥电话公司是一家利润极高的私有化准垄断企业；斯利姆的所有权使他从有钱人一跃成为超级富豪。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不可能允许某个个人单凭一次私有化过程就变得如此富有。

《福布斯》杂志(Forbes)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39人是美国人。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人的财富加起来仅相当于美国GDP的4.5%，因此也相对低于斯利姆在墨西哥的财富。这些美国超级富豪从许多不同的活动中（包括科技、媒体、零售和旅游胜地）赚取（或者继承）了他们的财富。但它确实来自在竞争市场上的成功。即便在这一点有争议的情况下（例如微软），多数人（虽然不是全部）也会认同，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新行业，这家公司在产品标准化方面扮演了有益的角色。

坦率地说，世界上存在一些或有益或无益的赚钱方式。最无益的是通过政治关系，最有益的则是在竞争市场中。成为超级富豪的这些不同方式，基本符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与他人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受限通路”和“开放通路”经济及政治秩序之间的差别——我今年早些时候援引过这篇文章（“As long as it is trapped, the bear will continue to growl”，2007年2月21日）。

新兴经济体中创造的巨额财富是生产性创业行为的结果，还是寻租的结果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经济体的可能走向。在非竞争市场中寻租赚取的财富越多，对引入更激烈竞争的抵制就越强烈，竞争的水平也就可能越弱。正如我1周之前在墨西哥得知的那样，知情的观察家将墨西哥经济增长缓慢的部分原因，归结于整个经济体缺乏强劲的竞争。据悉，墨西哥央行行长古莱罗•奥特兹(Guillermo Ortiz)也赞同这一观点。温特还指出，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投资仅占墨西哥GDP的3.1%，而智利、巴西和美国的比例分别为6.7%、6.9%和8.8%。

因此，墨西哥仍然保有受限通路秩序的许多特征。其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在世界最富有的100个人中，有14名是俄罗斯人，他们的财富总和相当于俄罗斯GDP的26%。除了美国以外，没有其它国家有如此多的富豪入围。那么，他们是如何赚钱的呢？答案是他们侵吞了一个崩溃的超级大国的大量财富。

在他的文章中，温特担心，“随着全球经济核心转移至法治和制度较薄弱的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而非企业家技能，正在成为最快和最有效的致富途径”。幸运的是，还有许多反例，例如印度软件公司Wipro的阿齐姆•普莱姆基(Azim Premji)。此外，即使在财富来自关系的国家，财富的新所有者可能也会比政府更娴熟地运用他们的资产。斯利姆的墨西哥电话公司就是一个例子。俄罗斯人的公司也是如此。

然而，担忧仍然存在。一个巨额财富的创造部分源自政治关系并向抵制竞争的人提供回报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产生社会和政治弊端，而没有产生许多抵消弊端的益处。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都“生而平等”。那些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