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海洋*

中国股市为何成了经济反晴雨表？- -

                                      

    在中国股市一落再落的情况下，近日听说一位姓的萧经济学家惊呼：“股市咋成了反晴雨表！”2005年6月6日，中国上证综合指数跌破1000点，至998.23点，回到六年前的水平，中国股民上万亿资产化为乌有。可以说这六年是踏空的六年，有媒体称这是价值的回归，这六年多的股市无疑是充满泡沫的。但是人们或许忘记了，就是这位萧先生说60倍市赢率很正常！

    众所周知，股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是当作经济的晴雨表，股市不仅可以作为企业发展的直接融资渠道，更可以作为发挥发现价格、理财投资的工具。中国股市的现实却是这样：股市是反晴雨表，股市成了一面镜子，社会的喜、怒、哀、愁，假、丑、恶，都在这面镜子上一一显现：投机心态是极其明显的，从股民、机构到上市公司，中国的股市在非理性、短视心态支配下，自然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良性经营，更不用说要做长远的战略发展计划。

    那么股市为什么成了经济反晴雨表？ 中国股市一跌再跌的根本原因就是，股市上充斥着劣质公司的垃圾股。公司股价取决于公司质量，” 张化桥曾打了一个比方：“股价相当于镜子，你本身长得又老又丑，你只能怪自己，不能怪镜子。”而政府的“救市”行为进一步扭曲了“镜子”，使之成为“哈哈镜”，不仅无法反映总体的经济状况，甚至也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面貌。因为一些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最初就是在操纵之下包装上市的，而在股价频跌之后，又被“救市”措施重新扶植起来，因而更大地扭曲了股价与其应有价值的对应关系。

    另外，媒体报道的宝钢股份就是一个典型，企业本身经营业绩不错，但其股票却在一直下跌，为什么？观察人士一语点明：中国股市中普遍存在严重的资金挪用、欺骗、不讲诚信的问题。其实现状就是对过年股市不规范运作的总结,即是对“反常”现象的“正常”总结。正是以往以国有企业上市为主、以圈钱脱困为目标的思维方式,给了股市健康成长埋下伏笔，造成现在中国股市“南辕北辙”。中国股市的形式要大于内容，可谓“全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首流传甚广的歌《股民老张》中唱到：”公司不仅卖业绩，还能卖想象“，说得再形象不过了。在记忆中的“亿安科技”、“银广厦”、“蓝田股份”和“东方电子”，他们股价也曾是高高在上。结果呢?“飞流直下三千尺”——最终回到了现实。

    因为近几年上市公司的造假、欺诈情况屡发生，有许多股民已按捺不住这种痛苦的折磨，从而撤离证券市场，把资金投入到有回报的其它地方，近两年的“房地产热”有明显资金转移的痕迹。国家的政策是要增加直接融资的力度，减少间接融资的力度，但这几年股票的融资力度下降，从12%下降到3%左右。中国股市的边缘化，最终会导致中国银行金融风险的提高，从而拖累中国经济健康的成长。

    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一个人每天总想着以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还想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神精病。”我想中国股市该换换思路和方法了。《易经》中有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极必衰”。现在，吴敬琏先生已给出了警告。

    吴老是当今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睿智之人，就在最近的一场会议上，吴老把国内当前人们关注焦点的股权分置方案问题放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待，指出：“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他说：“纽约股市靠的是其严厉的监管，伦敦股市靠的是信托和良心的传统。这些因素都是靠长期的发展积累而完成的，是不可移植的。当前的中国股市，两者皆缺，在一个官商勾结、管理松懈、良心丢失的市场上，怎么可能指望股市的健康成长。 ”吴老认为，出路在于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用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无序的社会，民主、自由只是法制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此话一出，可谓是石破天惊，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我想以上言论是发自一位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最真切的声音，也体现出他最真诚的呐喊。

    吴敬琏先生自2000年以来发表关于对股市的评论以来，他被媒体和大众尊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当然这是感性的评论。而我认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吴老具有非常专业的职业操守：那就是经世济民。关于经济学，很多人认为是理性、是不讲“道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这一种哲学观、价值观上的偏差。2002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卡纳曼教授以把心理研究的悟性和洞察力与经济科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有关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又一次证明其 “经世济民”的普世原则。这更使我们认为经济学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其实早在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研究就是“穷人经济学”的。

    中国社会最近两年关于国有资产改革的问题，除了在政策层、经济理论层面上讨论外，主要集中在最有感性色彩“公平”上了 。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郎咸平先生抨击“国退民进”的MBO，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影响可谓是空间的。郎教授通过对科龙、海尔、TCL等公司财务数据的分析，他认为MBO在普遍缺乏委托人的情况，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这显然是这类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大趋势中下反击，力量颇具爆发力。这可以从网上、社会民众、媒体的投票和支持可以看出来，郎教授的支持率高达90％。

    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学者都是从数据、历史事实、调查研究等客观的方面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但最后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到社会伦理、道德和法治上了。这些显然是伦理道学家、社会学家们讨论的问题，反而成为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主题！这只能说明道德问题已到了需要讨论时侯了。近几年专家、学者讨论“诚信”、“信托”、“良心”的字眼日渐多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的经济改革基本是失效的，它需要加入更多的其它如法治、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元素才可以解释它。

    吴老所谓“关闭股市”，并不是向证券市场泼冷水。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寓言，吴老是从哲学角度、社会角度、从经济角度综合来展望的。我想吴敬琏先生在疾呼“股市不能太黑”、“基金黑幕”时心情是何其沉重。“关闭股市”应该是一声响亮的警告，警告股市就是批评中国社会上的普遍投机之风。这个投机之风就是典型的赤裸裸急功近利行为。这种行为思想根源就是：股市发展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从企业上市审批上市开始，到制度规则的缺陷、监管的不力，最终导致就如萧灼基所惊叹的“反晴雨表”。中国股市追求如西方正常股市功能的目标，却在股市的心脏和大脑却放了与西方不样的态度和思想，是导致中国股市素质下降的重要因素。

    纵观近几年的中国股市，发现思路总想“大跃进”式的发展，试图跳过、省略某些过程，妄想一口吃个胖子，想一劳永逸。在前几年杨小凯与林毅夫教授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辨论，可以让我们窥见中国主流思潮。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而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显然代表了中国的主流思潮。事实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六年以来，思路就吸引外资、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管理经验，来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这场争论虽时过景迁，虽然作为辨论的主角杨小凯先生已在疾病中去世，但我想他们的观点对我们启发是深刻的。

    我们当前的企业状况如何呢？这让我想到一位企业培养专家余世维所讲的：技术是容易模仿和超越的，但西方几百年所形成的思想、经验、制度、文化是学不来的。很显然，在面对股市时，吴老又提到了管理、制度层面上来了。不错，中国股市在近几年时间已积极引入了许多如QFII、QDII西方股市成熟的机制，但也不能从根本解决股市问题。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现在中国股市改革已将进入深水区，吴敬琏对其看法就是把此放到大社会环境中看，“加强法制建设，形成良好的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才是出路！”

- 作者： *蓝色海洋* 访问统计：　2005年07月9日, 星期六 20:54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