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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控制券商？- -

                                      

“时至今日，中国早期成立的大牌券商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危机，那些行政资源相对贫乏省份的地方性券商仅依靠自己能过上好日子吗？”海通证券一位研究人员说，如果不是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施加影响，许多券商怕是早已尘封在历史之中了。

经济学家华生认为，证券公司的经营活动未必能与地方政府的某一次会议或某一个文件直接相关，但由于证券公司是当地金融机构的主力，地方政府会将其列为工作重点之一，并通过发起设立、人事任免、股权变更及投资决策等环节来“隐形”控制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挪用巨额客户保证金与地方政府看似无关，实际上二者有必然联系。”华生认为，证券公司总是陷入一种夹缝之中，一方面地方政府再三要求它扩大规模，但另一方面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多，后续投入有限，再融资能力不足，挪用客户保证金炒股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驱动，当然，往往出事之后再找政府填补这一窟窿。

一个企业的控制权，分解开来无非是“（用）人权”、“事权”和“财权”。而证券公司的这三权，都被地方政府牢牢掌握在手中。

　

　　　　　　　　　　　　　　组织部门的干部

就在南方证券被宣布正式关闭之前，一篇题为《谁将南方证券引入歧途？》的帖子出现在某专业网站，其中有一段颇具深意的文字，“2002年6月的换届对南方证券来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该公司名义上属于深圳市，但实际上关系相当松散，此后却完全成为一个市属企业了。”

这一位署名为“CSSC”（南方证券的英文名缩写）的发帖人认为，“历史证明，本次换届是一个巨大失误，它违背了‘一山不容二虎’这一简单的定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任命一个实力派人物主管人事，以确立市政府对该公司的领导，在经营方面，理应沿用该公司熟悉情况的改革派，并在资金上有限地给予支持。”

据深圳市一位干部介绍，2002年6月，南方证券将上任仅三月的董事长刘波及总裁郭元先一并换下，是因为经中国证监会一位领导再三督促，深圳市委、市政府才下定决心给南方证券换班子，并经过了市领导提名、市委常委会研究、任免前例行谈话、股东会议、证监会批准以及组织部门到场任命等程序，“这与提拔机关干部的程序差不多，同其他证券公司组建领导班子的方式也基本一致。”

事实上，在南方证券的这一次人事架构中，新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贺云此前为深圳发展银行行长，是一位“副厅级”公职人员，总裁兼党委副书记阚志东曾任申银万国证券的一把手，1997年因涉嫌违规操作被革职，1999年作为“储备人才”挖到深圳市，并出任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总裁，2002年刚刚“解禁”。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上世纪80年代末，阚志东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担任总经理，后公派日本一年，专修证券，1990年回国后便参与组建申银证券公司，期间几经变动，其国家干部身份一直保留，在南方证券时也为副厅级。阚志东事后谈及在南方证券一年零六个月的感受时，也意味深长地说，“组织安排，未容多想”。

“查看任何一份证券公司的高管名单都不难发现，类似南方证券换班子那样的情况可谓司空见惯”，一位证券界资深人士说，每一个证券公司的每一次人事更替，都必须经过地方政府这一只“看得见的手”。

据一家全国性证券公司的前总裁向监管部门递交的一份汇报材料披露，在他上任前举行的一个股东会议上，一批股东对公司的班子变更方案及政府权限问题很不满，会议从下午持续到深夜两点，最后一位“控制全局能力很强”的领导说服了所有股东。本来，证券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由政府部门任免，似乎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从这份汇报材料来看，该证券公司管理层除了频频向市政府不同领导进行口头及书面请示、汇报外，每周一次的总裁办公会议上有关人事安排、机构变化、业务布置、重要工作决定、股东资产购置等事项的会议纪要都要报市政府分管领导，换言之，一个股份公司的负责人，事无巨细均直接向当地政府领导汇报请示，却压根没董事会什么事！

据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部为证券公司及其管理层的业务主管部门，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证券公司的领导班子需首先取得证监会核准的高管任职资格，填写《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并报送书面申请材料，证监会派出机构对申请人考察、谈话并形成书面审查意见，证监会据此做出任免决定。

“但事实上，证券公司的人事任免权在地方政府手中。”该工作人员说，中国证监会曾对南方某大型证券公司的董事长人选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曾建议当地政府再考虑更合适的人选，但在当地政府的坚持下，中国证监会最后只能表示“尊重地方党委意见”。

更为离谱的是，一家如今已经关闭的证券公司在2002年2月任命一位副总裁时，中国证监会坚决不同意，当地证监局也多次表示不满，但当地政府认可，证券公司内部承认，于是该副总裁顺利上任，工作也丝毫不受影响。

据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工作及守法合规等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对于违规者的处理措施一般有“责令改正”、“单处或并处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乃至“暂停或者吊销其高管任职资格”等。

可是，“只要不是限制市场准入，证监会的处罚通知单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一位证券公司副总裁说，毕竟作为当地政府的一名干部，出一些小问题会有领导出面斡旋，“是否留在这一岗位上，是组织部说了算，而不由证监会文件决定”。

 

　　　　　　　　　　　　　　　救急的资金

据调查众多证券公司发现，在证券公司的注册成立之初，当地国有投资公司往往联合其他国有企业共同出资，地方政府在付出一定的“真金白银”之后成为证券公司的“间接”大股东，在行情好的时候可以通过证券公司获得巨额的现金流，行情不好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会鼎力支持。

1995年初的“327”国债期货交易中，70%以上的证券公司亏损额超过注册资本10倍之多，各地政府纷纷投入“挽救证券公司”的运动之中。

在这一轮灾难中，注册资本仅5000万元的山东证券亏损达5.26亿元，但在政府的推动下，山东省资产管理公司迅速以承债方式收购了山东证券，同时合并烟台证券公司、潍坊证券公司以及山东财政国债服务中心。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次动用的资金除5亿元亏损外，还包括6亿元的不良资产，“山东省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说是为挽救山东证券而成立的，因为除了投资山东证券，并未真正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据业内人士介绍，如果证券公司的窟窿只有几亿元，地方政府一般会“一劳永逸”地直接注资，如果窟窿越来越大时，就会选择别的方式来补给资金，如合并证券公司、增资扩股以及寻求央行的再贷款等。

中国证券界较有影响的两桩证券公司合并案例发生在上海市。1995年的“327”大案之后，一次性亏损20亿元的万国证券在地方财政的鼎力挽救下，被并入上海另一家地方性券商申银证券之中，诞生了申银万国证券，而对于“地方财政投入多少资金”及“申银证券究竟接受了多少坏账”等疑问，至今无人给出答案。

1999年8月，坏账累累的君安证券被国泰证券兼并，据透露，上海为这一次合并注入了18亿元的资产，其中现金为14亿元左右，“通过合并不仅可以剥离不良资产、核销坏账，所投入的资金比挽救两家公司也少很多，而且还可以维持原有的规模，地方政府对待危机中的证券公司往往优先选择这一手段”。

但如果证券公司的亏损太大，而地方政府又不愿多投入资金，那么“增资扩股”又是一种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在如今130家证券公司中，经历过不同规模的增资扩股的在60%左右，“在增资扩股中，引进的股东大都为国有企业，并且多数抱单纯的投资目的（并不期望参与管理），证券公司在成倍增加注册资本的同时，地方政府的控股地位不会受到影响”。

自2001年以来，因市场持续低迷，出事的证券公司越来越多，资金黑洞也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此时地方政府也深感包袱太重，但又不愿轻易失去，因此争取央行再贷款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在地方政府不愿多掏钱的时候，中央政府往往从稳定和全局出发会施以援手，尤其影响面大的证券公司，央行的再贷款会到得更为及时，这也成为目前救市的热点”。

 

　　　　　　　　　　　　　　庇护的政策

一家实力并不雄厚的证券公司要在风险极高、技术性极强的领域生存下来，除了管理层的经营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拥有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这不仅需要监管部门的“宽大仁慈”，更需要地方政府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国内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与其承销商往往来自于同一个城市，除非上市企业的规模太大，本地证券公司的资质又太低，此时才会引进“跨地域作战”的全国性证券公司，“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位专业人士说，这实际上起到了资金支持的作用。

1995年山东证券遭受重创之后，政府除了专门成立挽救工作组，还制定了一系列诸如“承销地方企业的股票”、“股民只能在山东证券营业部申购这些股票”等支持性政策，在承销了鲁能泰山及莱钢股份的配股、山东临工的新股发行上市、鲁抗医药的企业债券发行之后，不仅迅速填平了数亿元亏损，赢利能力也大大提高。

2003年12月被中国证监会撤销的鞍山证券，1991年由鞍山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出资3.2亿元组建，在1996年至1998年间，鞍山证券发行和承销了鞍山合成、鞍山一工、美纶股份和安钢新轧等当地四只股票，顿时激发了当地许多企业的“上市梦”，以及老百姓拥有“原始股”的欲望。鞍山证券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开始发行企业和居民债券，到2002年非法吸存达151亿元。

除安排上市资源和拓宽融资渠道外，地方政府还需为证券公司做许多“疏通”性的工作，包括协调证券公司与当地证监局、银行及司法机关的关系，跑上级有关部门、有关领导“解决问题”，以及调解证券公司与员工的劳资纠纷等。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南方某大城市一家银行曾突然中断与一家证券公司的隔夜拆借业务，导致证券公司一下子出现近10亿元的资金缺口，证券公司立即向市领导汇报，请求出面协调一下，“这对于分管金融的市领导而言，可谓举手之劳”。

某证券公司的一位高管说，证券公司尽管已实行股份制，但在管理上还是完全照搬国有大中型企业那套管理办法，通俗地说，我们这批干部有组织管着，“管着也好，有事可以找组织啊”。

在获得的一份某券商高管的报告材料中，有这样几段话：

“当地银行纷纷卡公司资金脖子时，多么希望市领导向有关银行打一个招呼，让他们不要落井下石”；

“由于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公司的经济诉讼案件屡屡败诉时，多么希望市领导向司法部门打一个招呼，保护公司一下”；

“当外地司法机构到公司强制执行经济纠纷案时，封门封账，限制公司有关领导自由时，多么希望市有关领导出面调节一下”；

“当各地员工与公司发生严重劳资纠纷时，多么希望得到市领导的支持”；

“当监管部门过激的监管措施把公司逼得走投无路时，多么希望市领导出面调解一下，给公司多一点出路，多一点机会”。

当然，已濒临绝境的该证券公司最终未能幸免遇难。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该高管发出“呼救”之际，当地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挽救该证券公司，否则其命运可能还会有转机。

据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他曾参与某一家证券公司的接管工作，接管组的主要负责人均由当地政府委派，因他与来自当地政府的人工作思路不一致，他还没有熟悉情况就被替换回了北京。“对于已经出事的证券公司的挽救工作，地方政府往往不遗余力。”但是该工作人员说，一般到证监会处罚某一家证券公司时，证明该公司确实已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也就不愿再担这一个包袱了。

“在侦破证券公司涉嫌的多种案件中，地方政府的力量体现得更为明显。”该人士说，在具体办案中往往遇到突然中断的情况，“发现100多个线索，立案一二十个，最终却只抓10多个人，判几年刑，一个案子就这么收场了”。

经济学家华生教授认为，地方政府对待出事的证券公司，同对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坚持“家丑不外扬”的原则，会尽量将问题控制在自己能够处理的范围之内，“地方政府不是一个经济主体，它的许多行为不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

 

“官商”证券公司模式的九大主要危害：

1、证券公司“内部人控制”严重，风险控制机制缺乏，容易造成巨大损害；

2、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证券公司缺乏持续发展能力；

3、市场筹资功能弱化，证券公司难以形成“自生能力”，直接导致违规的驱动；

4、市场约束力弱化，违规的成本降低；

5、股市“财富效应”减弱，阻碍消费需求；

6、人力需求减少，增加其他行业的就业压力；

7、低迷的股市直接影响银行业及保险业，加大金融体系风险；

8、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不力，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9、股市及股市的运行轨迹背离宏观经济走势，增加宏观经济预期难度。

  （据有关专家评述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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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蓝色海洋* 访问统计：　2005年08月7日, 星期日 09:59 加入博采